从目前情况来看，主要发达国家的高压锅炉管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正在我国重演，并且我国化解产能过剩的难度将大于发达国家。美国在市场需求下降时，钢铁业去产能化，钢企自觉削减产能，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钢企不同的社会成本。日本钢企则按照工业重新布局和环境治理要求，大钢厂自主调整，小钢厂都并到大钢厂里去，与下游用户紧密联系、开展战略合作，并将一些产能转移到别国，包括中国。“中国的钢企将钢铁冶炼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不断开新区、扩规模。”迟京东说。但国外钢企集团一般由若干个布局相对合理、规模适当、分工明确、具备地区特色、符合当地需求规模、有统一企业文化的钢铁公司共同组成，并非盲目发展求大。“这是国外的联合重组。联合重组不是一个阶段的工作，是个连续过程”。钢企重组对优化产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日本、欧盟的钢企通过重组控制了规模扩张，控制了产量释放，化解了产能过剩。但自1997年湖南华菱钢铁成立到现在，中国钢铁领域有50多起重组，有成功也有失败。迟京东认为，国内兼并重组的市场环境正在形成，但还不成熟。全球排名前10的钢企中，中国有6家，年产量为2.42亿吨;排名前35家钢企，中国有17家，年产量超过3.67亿吨。中国钢企规模越来越大，但产业集中度并不高。2010年，我国排名前10的钢企粗钢产量占比达41.7%。2012年降到37.5%，500万吨以上企业产能利用率达80%以上，500万吨以下企业利用率在80%以下。据中钢协的调研，到2015年，前10家钢企产能合计占比能达40%，3000万吨以上的企业产能合计占比25.3%，1000万吨以上的企业合计占比30.5%，提高将近10个百分点。据此，按照“十二五”钢铁产业发展规划，2015年前10家钢企集中度要达到60%，难度非常大。也因此，迟京东提出，“加快钢企重组、提高产业集中度是钢铁行业的底线政策，也是最后防线。但现在行业集中度不够，就只能限产保价”。“在供大于求的第一阶段，钢企发展的对策是淘汰落后，但是我们已经到了第二阶段。”迟京东所指的第二阶段是谁也淘汰不了谁的阶段，因为剩下的都是高手。由此，迟京东建议中国钢企认清当前需求形势，提高产业集中度，跳出扩大产能的思维怪圈。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，日本固定资产投资超过GDP比重的30%，最高时达39%。这导致了日本钢企产能过剩。为此，日本花了20年时间来调整过剩的产能。后来，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25%，基本在20%以内。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45%以上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明显，今年上半年为20.1%，其中，钢铁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4.26%。“如果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不再增加的话，靠刺激国内消费来化解过剩产能，恐怕难有大成效。”迟京东说，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在逐渐退出，投资增速回落，投资GDP钢材消费弹性系数又在降低。我国已进入钢材消费需求放缓的转折点。”在此种供求状况下，迟京东认为钢铁释放产能不能寄希望于城镇化和西部大开发。“城镇化可以带动钢铁消费，但同时这些需求潜力正在释放，并不是等着我们还没释放。”迟京东说，只有需求潜力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平稳释放，才会对钢企发展有利。按照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，要达到70%的城镇化，需要花费120万亿。他说，“但不要寄希望于120万亿在5年内能全砸进去。”有钢企想要转移到中西部地区，理由是中西部有资源也有潜在市场。“问题是西部地区资源有限，市场还等着你去开发。有些钢企在一些沿边地区搞原料和市场‘两头’在外的加工，将来可能带来不小的问题。”迟京东举例说，德国钢铁巨头蒂森克虏伯当时耗费118亿美元在巴西建板机厂，在美国建热轧厂，号称“一体化”，现在却对外出售这些工厂，因为生产和运输成本太高，市场竞争太激烈。